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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斯大林病逝,周总理率团参加葬礼:现在你们可以放人了吧?

“欢迎你回来,唐铎同志,我们可是和苏联政府多次交涉,才把你要回来……”周总理紧紧握着唐铎的手,热情地说道。而唐铎望着眼前和蔼可亲的周总理,心中也是万分激动,他知道自己能够顺利回国,离不开周总理的帮助。

就在一个多月前,74岁的斯大林因突发脑溢血,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去世。消息公布后,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赶赴莫斯科,参加斯大林的悼念和安葬仪式,中国则派去了以周总理为团长的18人代表团。

在前往苏联的路上,周总理就一直惦记着一个人,当年他和周总理一同赴法留学,是他们之中最小的同学。后来他前往苏联学习飞行技术,结果一待就待了28年,期间多次要求回国,却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许可,这个人就是唐铎。

到了苏联之后,周总理要求苏方尽快安排唐铎回国。鉴于斯大林已经去世,苏方也爽快答应下来,并很快兑现了承诺。

为何一定要等到斯大林去世,唐铎才能顺利回国呢?一切还得从1933年的阅兵说起。

那一年,苏联政府决定在红场举行空中阅兵,并将任务交给了空6旅。为了确保战机井井有条地汇合编队,空6旅的领导在接到任务后,开始对空6旅的飞行员进行层层选拔,最终29岁的中国人唐铎脱颖而出,负责执行长机任务。

阅兵当天,唐铎早早起床,对领航的战机进行最后一次检查,确保一切正常后,唐铎向站在战机旁的旅长作了汇报。阅兵开始前两个小时,唐铎跨入机舱启动战机,随着一声“起飞”的命令后,唐铎驾驶战机腾空而起,按照既定方案引导编队。

当最后一梯队机群顺利完成编队后,唐铎控制着自己喜悦的心情,平稳地驾驶着飞机,带领100多架战机飞进了莫斯科红场上空。看着下面已经变成了红旗和鲜花海洋的红场,唐铎的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,因为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驾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。

阅兵结束后,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全体飞行人员。当得知空军编队领头的是一名中国人时,斯大林感到非常地惊讶,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唐铎的喜爱。

然而就是这份器重,让唐铎回国的道路变得遥遥无期。

早在赴苏学习之初,唐铎就做好了打算,学成之后就要回国参加北伐战争。1939年,唐铎曾向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,但任弼时考虑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,唐铎在苏联所学没有用武之地,便安慰他先完成学业,等将来回国搞空军建设,他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

就这样,唐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,期间还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,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。战争结束后,唐铎被提拔为苏联空军中校,从各方面来说都享受到优越的待遇,但唐铎却依旧渴望早日回归祖国。

1948年8月,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,要求与唐铎见面。空军负责人告诉唐铎,新中国即将组建自己的空军,到时候他就带着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。唐铎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。

这次会见之后,唐铎被命令回原部队工作,并说回国一事等候通知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眼看着身边的同学、同事被派往中国,迟迟没有接到通知的唐铎焦急万分。虽然他多次写信给苏联政府请求回国,苏联政府也三次找他讨论回国的问题,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等候通知。

终于在斯大林去世后,唐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。当唐铎一家四口抵达满洲里火车站时,中央军委已经派人前来迎接,并一路将他们护送到北京,住进了军委总参招待所。

当军委给唐铎两个工作选择,去空军司令部或是哈军工二选一时,唐铎当即回答听从组织决定。后来在陈赓的建议下,军委决定派唐铎到哈军工参加建院工作,并任命他为哈军工党委委员,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。

在唐铎的领导下,空军工程系先后创建了飞机发动机、航空军械设计、飞机场建筑等六个专业。为了研究和发展我国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事业,唐铎还筹建设置了第七科,后来发展成为电机系。

由于唐铎在苏联空军近30年,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丰富的经验,因此所有苏联教材的译稿都由他终审把关。对于学员,唐铎更是要求甚严,每个周末他都亲自守在学员必经的楼道口,要求他们检查军容风纪,不合格者要整理好才能出门。

1955年全军大授衔,所考察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、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,唐铎由于多年在苏联,按规定并不能获得军衔。但上级经过讨论,认为唐铎在苏联参加了二战,屡获战功,回国之后在空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因此可以参加授衔。

经过评定,唐铎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,成为开国少将中最特殊的一位。

60年代以后,由于中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,人们对于曾经在苏联服役28年的唐铎,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不但领导对他不信任,群众也开始和他疏远。有人担心唐铎将军事秘密泄露出去,但又找不到唐铎工作上的把柄,因此领导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,将唐铎调离军队。

当学院宣布将唐铎调到辽宁大学工作时,毫无准备的唐铎虽然感到备受打击,但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决定,转业至辽宁大学担任副校长。离开了非常热爱的军队,唐铎仍然全身心投入工作中,对辽宁大学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

就在唐铎以新的姿态为党继续工作时,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开始了,唐铎被人污蔑为特务,还被关了起来。这一关,就是七年之久。

期间,无论受到怎样的威逼利诱,唐铎始终没有一句违心的话,坚持自己接受组织审查,相信真相一定会弄清楚。每天早晚放风时间,唐铎就坚持跑步,然后用冷水擦洗全身,平时就在屋子里做甩手运动,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准备将来为党和人民更好地工作。

而“专案组”的人员为了调查唐铎,走遍了全国,不但没有找到唐铎是特务的证据,反而证明了唐铎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。

1974年,唐铎终于重获自由,回到辽宁大学担任资料员。十年政治风暴结束后,组织为唐铎恢复了名誉,任命他担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。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老同志座谈会上,唐铎曾激动地说:

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有了强健的身体,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……我们老同志更要注意身体,至少要可能到社会主义强国,看到‘四化’实现。”

1983年以后,由于年事已高,唐铎主动辞去所担任的职务,但他依旧怀着为党奋斗终生的决心,时刻关心着党的各项事业。当年的省委扩大会议上,身患高血压的唐铎在热情发言时,不幸脑溢血逝世,为革命奋斗到了最后一息,终年80岁。

在唐铎的追悼会上,陈云、蔡畅、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,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特地赶来参加葬礼。悼词称赞唐铎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党员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坚强战士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诚战士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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